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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迎来了一个肖像过剩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了自拍，但擅长“美图”的中国人绝对走在世界的前列。事实上，自拍的中国人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这是摄影师认知现代自我的一种方式。自摄影术传入中国以来，“拍摄中国人”就成为一个复杂的跨文化命题。
如今，自拍已成为当代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也不再只是摄影术，而是被层层包裹进修图软件、手机制造业、照相馆、医疗美容业、证件照连锁店等不同产业之中。自拍产业下的“中国制造”，也反过来倒逼着我们去重新审视何为“摄影”的本质。
脸的呈现
媒体时代的中国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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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时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媒体制造的海量摄影印刷品，诸如人像海报、图书与摄影集，连同普通人自己拍摄的照片，都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的面容”。
· 印刷媒体中的“明星脸”
明星脸是一种媒体脸。由明星形象占据的报刊杂志或长篇封面，透露出具有时代典型意义、可供传播和消费的脸部审美标准。1979年复刊的《大众电影》杂志就此而言富有代表性。
△ 80年代、90年代的《大众电影》封面。
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蕞蕞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这是市场对于面孔的渴求。
在女性形象回归女性化的过程中，《大众电影》还曾因过于性感而引发“伤风败俗”的争议。
△ 1982年，陈云曾发出“期刊和广告上用女人、美人的像太多”的警告。中国新闻年鉴1984
明星肖像当道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同样是男色当道的开始。歌手费翔、台湾少男组合“小虎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与进入21世纪后的台湾的花样美男组合F4……欧美日韩多元化的审美，也伴随海外影视剧的引入而令人瞩目。
△ 香港“四大天王”。
明星透过大众媒体确立其权威，建立了新的脸部崇拜。由明星的肖像制造出不同的偶像类型，为大众提供了不同的幻觉，即便他们在影像之中遥不可及，只将所有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而不做任何回应，但普通人总能透过观看的移情而重新找到自己。
· 摄影师与普通人镜头下的“大众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论是专业摄影师对于社会面孔的捕捉，还是一般人在昏暗影楼或家用相机拍下的形象，都作为普通人视觉经验的表达，而构成对明星媒体肖像的关键补充。这些照片备受推崇，因其拍摄对象或拍摄者来自民间，被认为呈现了中国人自然真实的状态。
肖全、刘香成、任曙林等摄影师，因其对于那个年代的细腻捕捉，而在近年来的集体怀旧中成为大众熟知的“时代记录者”。除中国摄影师外，国外摄影师也同中国摄影师一起，既塑造了符合新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纪末的人之美学的想象。
△ 日本摄影师斋藤康一作品。
无论如何，上世纪末的中国人迎来了美的平民化时代，除了获认可的摄影师能捕捉到这种“美”，商业摄影与业余摄影使普通中国人也能够记录自己的脸孔。
此外，还有大量由家庭成员以傻瓜相机拍摄的亲密的、非正式的照片，那些充满曝光错误、抖动、缺乏构图或是欠缺美学设计的粗糙作品，恰恰表明个人形象的生产进入了更加“民主化”的过程，与私人体验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网络时代
数字图片与自拍时代的到来，使得“摄影”不但可以永葆当下，而且能够任意修图。人们不再只是被动的图像消费者或被摄者，也成为自我图像的活跃生产者。
· 网络论坛“网红”的诞生
网络论坛兴起的初期，已有不少依凭个人肖像而“红”的素人。那是百花齐放、恣意作妖的审美异质性时代，一切标准尚未尘埃落定。
△ 芙蓉姐姐。
MSN时代走红的网红鼻祖“毒药”，凭借在空间内营造出一个俊美、多金、有才华、有品位的神秘青年男子，迅速俘获了一批忠实粉丝。“毒药”的走红似乎预示了早期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互联网即将转向图像的视觉爆炸，以及此后“颜值”时代的到来。
之后，我们见证了网络上不同风格肖像照的生产。比如豆瓣上文艺女神张辛苑、复古少女南笙等，是风格化修图和滤镜的先行者；而以素颜著称的奶茶妹妹，则成为直男审美的标杆。
△ “奶茶妹妹”章泽天。
在数字媒体时代，人们对于脸的偏好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不少网红可以仅靠颜值在网络立足。他们不但易于崇拜与模仿，而且乐于回应观众热切的目光，因为这也是他们将自我肖像发布在网络上供人赏味的初心所在。
脸的产业
自拍时代的“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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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拍时代“网红脸”的诞生
智能手机的自拍功能与修图软件的美颜效果，使每个人都能从事“脸部图像生产”。晒图成为一种日常，而令人满意的自我肖像在社交网络上才是可展示的。
当自拍成为惯常时，有关自拍的方法论自然得以形成。在当下的中国，尽管尖下巴、白皮肤与大眼睛的标配被很多人讽刺为“假脸”，然而这种审美仍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
△ 鞠婧祎、景甜、范冰冰自拍照。发布自拍照成为女明星的惯常做法，既体现也引领着自拍时代的审美。
尽管以“自画像”为前身的“自拍”是人类源远流长的欲望，是主体建构自己视觉形象和自我认识的一种方式，但在今天，自拍更为关键意义则在于传播。久而久之，明星脸、大众脸、网红脸，在这种传播需求结构下交互容为一体。
· 一键美颜 从技术上垄断“美”
成立于2008年10月的美图公司堪称中国美颜界的鼻祖，它所创造的一系列软硬件产品推广了一种审美：皮肤白乃至于苍白，眼睛不合比例地大，下巴尖削以至于锋利。偏爱可爱、无辜更胜于美艳的中国口味，也在其滤镜选项中有所体现。
△ 左一是《上影画报》1958年弟8期封底，纪录电影《黄宝妹》中的黄宝妹，她是上世纪50年代的工人明星和时尚偶像。后两张是使用美图秀秀滤镜“萝莉控”和“少女日记”之后的黄宝妹形象。
即便有人认为Instagram、Snapseed等海外修图软件比看起来机械而廉价的美图滤镜更为“高级”，但美图秀秀创造的风靡小程序却具有不同凡响的新奇吸引力，对中国人与老外而言都是如此。
比如，2017年Twitter上流传着将希拉里及各国明星证要P成唇红齿白娃娃脸的滤镜。尽管这些滤镜走红之后都迅速过气，但速朽正是流行的真谛。
△ 美图后的希拉里。
· 可量化的美 一种反面相学的“看脸”
美颜相机已预先规划了“美”的范式，这也意味着人要反过来去配合工厂标准件的制作标准，透过学习加以自我改造。
某些专业医美APP对于摄影的运用，恰恰体现出这一点：数据化的脸如何反噬自然的脸？透过对于人像照片的“科学”分析，APP将千人千面定义为需要“返厂加工”的残次品。
这种面相学则打碎了美的整体性，这依赖于机器的感知方式来做“图解”，蕞终要达成的实践是透过整容“改运”，尽管其标准可能是一种“无人”之相。
事实上，修图和整容都非新事物，比如林徽因就曾被质疑做过双眼皮，民国女明星也会使用双眼皮胶。然而，这与今天基于影像大数据的医美产业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因为算法的普遍原则比审美的个人趣味或社会风尚具有更强的规训能力，即便是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美学，也无法具备这种内在的强制性。
· 分享一张证件照 作为法律证据的人像
网红男女所推崇的锥子脸，其切割琢磨并非基于人的审美标准，而是为了符合上镜以后的美学标准——镜头屏幕会将人脸拉宽。美图AI的存在，即是按照镜头标准改造自然的人面，近来网传哈萨克斯坦代总统沉迷修图的糗事。新闻图片的真实性也受到美图软件的考验。
△ Courtesy Image 摄影师 Mukhtar Kholdorbekov 拍摄的照片。
△ 哈萨克斯坦证府官方照片。
这种美学规训就连证件照也不能幸免，许多人会选择专业的摄影工作室来拍摄“可拿得出手”的证件照。当吃瓜群众对于明星素颜证件照的憔悴和平庸故作惊诧时，我们忘了“明星脸”原本就是一张面具。
摄影术早被质疑的真实，在今天的自拍时代反过来生产着另一种真实。如汉斯·贝尔廷所说，在脸上佩戴人造面具的原始习俗在现代社会以一种荒诞的方式得以延续，“人们宁可终其一生戴着面具四处游走，也不愿满足于拥有一张天生的脸，天然的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
-The End-
本文摘编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报纸原文编辑：李妍 徐学勤 榕小崧
原文校对：翟永军 杨许丽 薛京宁
图片部分来自视觉中国、艺人微博、网络
本文编辑：李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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